干治士

George Candidius（以下稱干治士）1597年出生於當時德國境內的領地Palatinate的Kuchardt，卒於1647年4月30日巴達維亞（Batavia），享年51歲。
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（聯合東印度公司原寫為Vere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，因由荷蘭一地6省集資而成，故慣稱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」，以下稱VOC）在經營上主要是航行往來東方，從事貿易活動進而獲利。在政教合一的歐洲社會，神職人員的存在是相當重要的一環，所以在船隊人員組成上，會聘用神職人員，如：傳教士、牧師等。這些神職人員的養成，有些是公司提供學費栽培所需神職人員，然後派遣他們隨著VOC船隊或到商館據點服務或管理殖民地的荷蘭人。干治士就是一位這樣的牧師。
萊登學院（Leiden）神學畢業的干治士受僱於VOC，接受公司的派任，他先到印度南端築有城堡、商館的科羅曼德（Coromandel），提供信仰上的協助，並培植神職人員對土著傳教。
1624年起VOC經營據點擴大到福爾摩沙，此時隨著船隊來的是幾位沒有牧師資格的傳道師，如西多利（M.Theodori）。干治士在1627年5月4日來到福爾摩沙，是首任牧師身份的神職人員，同行的還有傳道士費克倫（J.J. van Fekkern）。
干治士到後，先駐紮於大員（Tayouan）為VOC人員主持星期天的禮拜，並提供信仰的協助。干治士熱心的學習在地新港社原住民的語言，熟悉他們的信仰，同時干治士也積極的向新港社傳教。在學習語言上，干治士覺得新港語比摩路加語容易學。他先後在新港社及其他地方開辦學校，教育原住民改信基督教，並且教他們以拉丁字母書寫他們的語言。1628年耶誕節時，干治士說已經有超過110個當地人會背誦主禱文。
在福爾摩沙經歷一段日子之後，干治士在1928年寫信給巴達維亞總督庫恩（J.P.Coen）提出建議送新港人到荷蘭去留學然後回來傳教，但總督不同意這觀點，因為VOC主要目的是在經商賺錢，而不是傳教。干治士又寫了一份備忘錄給福爾摩沙長官Nuyts，建議VOC任命一位全職牧師在新港，能夠學會當地的語言，熟悉當地風俗習慣，娶當地女子為妻，願意一輩子或者至少十年、二十年住在那裡，讓原住民認識誠實道德的基督教家庭生活，進而改變原住民的信仰。當然要是能夠有十幾個品行良好的荷蘭人，願意跟原住民族住在一起，娶當地女子為妻，「這會像磁鐵一樣吸引全島的人」。干治士的建議不被採納，他本人則氣憤的不願意在大員為VOC人員服務，要全心全力在新港社進行傳教工作。這種氛圍影響往後到任的傳教士，也是優先以向原住民傳教為主，甚至有點忽略VOC職員們的需要。
逐漸萌生休息意念的干治士，等待到1631年牧師尤羅伯（Robertus Junius）、準牧師波納斯（P.Bonnus）等來接替，干治士得以返回巴達維亞（Batavia）。
由於福爾摩沙島人員增多，對信仰工作需求日增，在與VOC談妥3個條件後，1633年5月5日干治士再度到達福爾摩沙，並搬到赤崁（普羅民遮城尚未建好）與尤羅伯同住。因為尤羅伯也學習新港語，干治士和他用新港語共同編寫許多傳教用的文件書籍，現已經失佚。不過1633年也因為二人的努力傳教，有700多個原住民受洗。也因為長官普特斯曼（Hans Putmans）巡視後發現傳教機會及效益甚大，寫信向巴達維亞總督請求增派神職人員。此後VOC對於原住民的接觸，才逐漸由經濟行為，增強到文化活動。
干治士來台時單身，他本人也有意娶在地原住民女子為妻，不過根據翁佳音教授研究，他後來是與荷日混血的Sara Specx（1616?~1636）結婚。Sara是曾任巴達維亞總督的斯佩克斯（Jacques Specx）跟日本女性所生，跟干治士婚後在福爾摩沙生活3年多，1936年因病在新港社過世。
在1637年與VOC簽約期滿後，干治士先回到巴達維亞，然後1639年返回荷蘭。1643年重返巴達維亞，在當地開設拉丁文學校，1647年過世於巴達維亞。
干治士離開福爾摩沙後，尤羅伯一個人孤軍奮鬥，繼續辦學校，訓練當地人當神職人員。當尤羅伯在1643年離開福爾摩沙時，已有超過千位西拉雅人受洗，也有大約50位當地神職人員。荷蘭人離開福爾摩沙後，所帶入的文化及影響，在原住民社群裡的傳播，得以有自己的書寫文字來與清國人交往商貿。
1873年，從英國來台的甘為霖牧師（Rev. William Campbell）到達日月潭看到湖水清澈，就把日月潭命名為「干治士湖」，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文化先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