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執德（法號：證光）

◎篤信佛教 從在家居士到留日佛學菁英

高執德，明治29年（1896）生於彰化永靖，祖籍福建省汀洲府。父親高安進，母親巫早，在家排行最長，下有三個弟弟。早年曾任臺中州海豐崙公學校待用教師（彰化縣田尾鄉陸豐國小），與張治結縭後育有六子。高家子弟受家風影響甚深，篤信佛教。高執德是一位在家居士（優婆塞），為苗栗大湖法雲寺第二任住持妙果法師（另創中壢圓光寺）弟子，法名達禪。
母親逝世後，高執德感悟人生無常，辭去公職，在法雲寺第一代住持覺力老和尚及員林陳姓醫師具保下，昭和元年（1926）赴日本佛教曹洞宗派最高學府—東京駒澤大學佛教科深造，成為禪學思想家忽滑谷快天（Kaiten Nukariya）最得意的臺灣門生之一。忽滑谷快天主張打破傳統禁慾限制，修行應從內心觀之，並為高執德另取一法名碧鶴。昭和5年（1930）高執德畢業，躋身臺灣佛教史上具有高學歷的佛教知識份子之列。

◎溝通本土佛教與日本佛教 推動宗教改革

包括高執德在內的留日佛教菁英，由於佛學素養深厚、日文流利，成為影響總督府宗教政策的關鍵人物，也是本土佛教與日本佛教的溝通橋樑。高執德回臺後，參與臺中州教化活動，擔任講師；他大正14年（1925）5月即加入南瀛佛教會，9月於會報投稿〈佛教人身觀〉(「身」應為「生」，疑繕打之誤)。昭和6年（1931）8月兼南瀛佛教會教師，陸續發表〈佛教與社會生活〉等文章；昭和7年（1932）4月起任《南瀛佛教》雜誌編輯主任，同年7月30日辭職，改任永靖信用組合專務理事。昭和10年（1935）2月10日，高執德辭職，數日後即啟程赴閩南廈門考察佛教半年。
返臺後高執德受開元寺得圓老和尚之邀，任開元寺教師，接替因病逝世的同門摯友及駒澤大學學弟林秋梧（法號：證峯）之改革工作。同年於《南瀛佛教》第13卷第8期（1935年8月）連載12次其在駒澤大學的論著〈朱子之排佛論〉，深具現代學術訓練之特色，是日治時期臺灣研究中國儒學史的重要論著。
在此期間他不僅於開元寺舉辦各式演講，也偕寺中同仁鄭卓雲、吳專圓、高印明等人到新營、白河等地巡迴演講。昭和10年（1935）12月13日，以打破迷信陋習、促進佛教與社會互動為目的之臺南市六寺堂聯合會第二次懇談會，在臺南報恩堂舉行。高執德以開元寺布教師的身份出席報告大會經過。
昭和11（1936）年2月中旬高執德受日本臨濟宗開教師東海宜誠之委託，擔任南部巡教講師，推動臺灣舊慣佛教改造運動。兩個月後，又於第16屆南瀛佛教講習會擔任講師，是10位講師中僅有的兩位臺籍人士(另一位是曾景來，餘者為日籍)。他也組織婦女，希改造舊來因襲之多神信仰及迷信，使佛教家庭化、社會化，同年5月於開元寺成立「臺南佛教婦人會」，吸引2百餘人入會，「可謂未曾有之盛況」。此時高執德頗具聲望，如沈發達於《南瀛佛教》第13卷第11期（1935年11月）贈詩〈呈以開元高執德先生〉「未曾謁面早心傾，久慕先生仰大名。亂世難逢真勇士，非常希遇聖高明。開元幸有日重出，鯤島豈無月復清。欲拜無緣待異日，呈詩聊以訴情行」。曾達虛也去信《南瀛佛教》第14卷第10期（1936年10月）稱他「慈風四扇，化普群黎，聲譽日隆，教風賴振如斯盡粹，實堪欽佩」。
昭和12（1937）年爆發「七七事變」後，開元寺配合時局舉辦相關信徒講習活動及宣傳動員，例如昭和16年（1941）9月高執德即擔任〈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〉及〈大乘起信論〉兩門課的講師。也在昭和18年（1943）7月，以開元寺副住持身份出席日本東京舉行的「大東亞共榮圈內青年佛教徒大會」，是臺灣佛教六位代表之一。會中他大聲疾呼在家佛教的潛力，呼籲臺灣佛教革新，以大東亞建設為使命，挺身實踐。

◎接開元寺住持 創延平佛學院 弘揚佛法

同年，高執德繼得圓老和尚之後，任開元寺第46代住持，昭和19年（1944）元旦舉行晉山式。惟此時中日已全面開戰，臺灣佛教發展空間受限。殖民末期，開元寺成為皇民鍊成所之一。
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民國35年（1946）高執德獲選臺灣佛教籌備會理事，又因中文表達程度較佳被臺灣省佛教會公推參加民國36年（1947）在南京舉行的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。同年12月當選為臺灣省佛教會常務理事。民國37年（1948）12月8日，高執德在開元寺創辦「延平佛學院」，自任院長，有學生20人，積極從事佈教工作，期能培育僧材，弘揚佛法。高執德並撮合女弟子張秀枝嫁予長子高克勤。另一位女弟子葉阿月受高執德啟蒙，於1972年以「唯識思想之研究」，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，是第一位以佛教學術研究獲得博士學位者，成為臺灣佛學權威。
原有滿腔抱負的高執德，因戰後國府遷臺，情勢改變，日本僧侶不受中國傳統佛教認同，無奈逐漸淡出佛教界。此時國民黨政府採取高壓統治，視共產黨如寇讎，島內風聲鶴唳。高執德堂弟高平儒因反對三七五減租，被認為是共產黨在臺重要幹部，受政府通緝，於民國39年（1950）夏天，遭到逮捕。當局開始注意員林高家，族親多人被抓。高平儒躲藏期間曾出現在開元寺，並介紹組織共產黨地下支部的李媽兜欲「吸收」高執德「工作」未果。另翁文禮與梁培鍈受中國共產黨臺南市工作委員會陳文山影響入黨，也曾留宿開元寺，凡此種種，為高執德惹來日後殺身之禍。

◎白色恐怖期間受難 佛教界慟失英才

民國41年（1952）高執德辭住持一職赴日本養病（肺積水），住在其弟高崇德處。不久即病癒，受聘在母校駒澤大學講學。民國42年（1953）回臺，高執德得知已被當局盯上，藏匿於高家菜園。直至女弟子陳盡妹來訪表示問題解決，才放心離開藏身處。
民國43年（1954），高執德透過臺南市慎德堂（臺灣現存最早齋堂，當時之住持為何雅教）向海關申請恭迎全套《大正藏》一百冊經書回臺獲准。5月17日在慎德堂舉行盛大之安藏典禮，共有諸山大德及居士2百餘人出席。未料當晚，保密局人員莫名「請走」高執德。儘管眾人面露憂色，高執德仍不以為意，表示誤會說清楚就回來，豈知從此一去不復返。民國44年（1955）8月31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被臺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刑場槍決，享年60歲，史稱白色恐怖時期「高執德事件」。案發後高家惟恐遭抄家滅族，將高執德之孫子、女全數出養，幸蒙達字輩尼師及族親護幼成人。
高執德被捕期間，時任臺灣省佛教會理事長的林錦東等多人皆曾試圖營救，上書中國佛教會覆示其被捕之理由，卻無下文。有人認為高執德是因與大陸共產黨僧人巨贊法師往來、或捲入梁加升與開元寺內部派系與寺產爭奪風波而受累。
據後來解密的國防部軍法局檔案則顯示，高執德主要罪名共有三條：「連續藏匿叛徒」、「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」以及「幫助藏匿犯人」等，而與翁文禮、梁培鍈同案，原本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。但民國44年2月26日，蔣介石指示：「一、高執德連續藏匿匪徒，翁文禮、梁培鍈私藏炸藥企圖武裝叛亂，已達著手實行顛覆政府之階段，該高、翁、梁等三犯，罪情甚重，均應發還嚴為復審。」此乃其罪不至死，卻命喪黃泉之關鍵。
臺灣在日治期間佛教界活潑興盛，熱衷詩文著述的學問僧甚多，高執德即是其一，學識豐厚、溫文儒雅，待人真誠親切，被稱為「目鏡仙」。他受忽滑谷快天影響，積極傳遞佛法新觀念，重視生活實踐，深具挑戰與批判精神，江燦騰讚譽他是「臺灣佛教百年來最傑出的學者之一」。原本前途無量，卻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當局極端恐共，而枉死於左傾通匪之罪名，對照日治時期立場偏右的他，可謂諷刺至極。儘管高執德遺族日後獲得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金，但哲人已遠，徒留嘆息。
高執德生前勤於筆耕，但被囚後畢生藏書及著作皆被查封，相關書信也未能保留，是臺灣佛教學術界一大損失，且震撼了同樣出身的臺籍菁英，不少人對佛教失望。宗教界為明哲保身也儘量與開元寺保持距離。開元寺避談高執德事件，從此走向衰微，長期不振。相較於美麗島事件期間(1979-1980) 同樣藏匿逃犯施明德的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，被視為英雄人物，可見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情勢之肅殺壓抑。